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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40年 看耄耋老人笔尖下的时代变迁

发布时间:2018-10-10 16-29-07   来源:贵阳网  

摘要:南明区已到耄耋之年的退休老同志金方隆-就是这样一位生活中的“有心人”。40年来-他用手中的笔记录家庭开支-记述生活点滴-记叙工作要事……12本《家庭开支记账册》-19本《工作生活日记》-展现了他家庭收入的增加-生活质量的提升-更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的发展-时代的进步。

热爱生活的人总有一颗矢志不渝的恒心,他们积攒平凡点滴,记录时代变迁,继而在不经意间给人心灵带来无限震撼!

南明区已到耄耋之年的退休老同志金方隆,就是这样一位生活中的“有心人”。40年来,他用手中的笔记录家庭开支、记述生活点滴、记叙工作要事……12本《家庭开支记账册》、19本《工作生活日记》,展现了他家庭收入的增加、生活质量的提升,更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。

吃:从“精心盘算”到“随心而购”

“2月10日:菜0.3元,2月11日:粉0.48元、菜0.5元……”翻看《金方隆家庭开支记载》(1978年——1996年),每一页都清晰的记录着一个家庭每天的生活用度。

1978年,金方隆在南明区委党校任教,他的爱人是一名普通的工人,膝下还有3个子女需要抚养。“当时我的月工资57元,我爱人35元,这么些钱要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,加上大女儿、二女儿都在上小学,日子过得着实紧巴。”金老师告诉笔者,那时经济拮据,粮食是按人头定量凭票购买的,要想把一个家庭勉强维持着,每天只能选择买便宜的“罢角菜”(菜摊临近收摊时的边角菜叶),要想吃肉、吃鱼那更是难,须得逢年过节才能这样“奢侈”一回。

1988年,经过改革开放10年的时间,国家发展了、社会进步了,老百姓的家庭收入也提高了。金老师的月收入翻了一倍,到了115元,他的爱人工资也有所增长。“当时,恰逢老大、老二高中毕业,要到职校、财校继续学习,小儿子也上中学了,在保证孩子们学费的前提下,即便不是过年过节,我们也能偶尔买点水果、荤菜了,生活上的改善还是显而易见的。”金老师说。

到了1998年,金老师的月工资到了650元,生活上已不用再如以往一样精心盘算了。“那时,子女们都陆续参加工作自力更生了,只顾我们老两口自然是该吃就吃、该喝就喝,日子虽称不上富裕,但过得安心舒坦。”谈起生活上的变化,金老师满脸堆笑。

2008年、2018年,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,经济社会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,群众的生活也迎来了大变化。相较1998年,金老师的家庭收入增长了十来倍,一家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了。“几十年前是想吃没得吃,现在是有吃吃不下!”金老师打趣地说。

住:从破旧瓦房到电梯洋房

吃住都是人生中最细微平凡的小事,却也是最能彰显生活质量的关键大事。

在湘雅村文雅巷里,一间不足20平米的“午打垒”(自己拾捡碎砖、石头垒建起来的瓦房),屋内摆放着简易的桌子、床以及一些基本的生活必备用具……这便是1978年以前,金方隆租借的一家五口的居所。“当时收入不多、物资匮乏,能有个遮风挡雨的住处已经很不错了,家里更谈不上有什么陈列摆设,只要能有一些日常生活必须的用具就算好了,在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环境里,我们住了十几年嘞。”说起几十年前的住所,金老师依旧记忆犹新。

到了1988年,金老师一家搬进了位于兴隆西巷的南明区职工宿舍,从10余平米的破瓦房到了60余平米的旧楼房。细细翻看1988年左右的记账册,他回忆着一家人住房条件发生的“巨变”:由于社会的进步、收入的提高,家里有了14寸的海燕牌黑白电视机,慢慢的又有了洗衣机、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……“那时哪家能有‘三转一响’(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电视机或收音机),就算是了不得的啦,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,我们家也算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。”金老师补充说。

1998年,金老师一家的住房环境又迎来了新变化,搬到位于解放路大昌隆对面的区政府新宿舍楼后,家里终于有了单独的厨房和厕所,虽然居住面积也只有60余平米,但告别了之前整天排队做饭、上厕所的日子了,生活更是自在了不少。

2011年,金老师又搬进了区里新修的电梯房,子女们早已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安乐窝,金老师老两口住在这120平米的新房里很是宽敞舒适,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,住电梯房出行更是方便了不少。“如今的住房条件,于40年前的我简直不敢想象。”金老师说。

乐:从“院坝娱乐”到出游玩乐

“今天恰逢周末,天气也很好,带孩子们去河滨公园玩了一下,孩子们虽然走得很累,但玩得也很开心……”随手翻开金方隆的一本日记,除了工作上的重要事件,他还记录下了陪伴孩子们的些许点滴。

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娱乐生活不丰富、游乐项目不算多,但童真童趣还是很浓的。“不像现在人们都住楼房,邻里交往不多,以前几户、几十户家庭住一个院坝,只要有人一吆喝,孩子们就一窝蜂冲出来,跳皮筋、丢沙包、捉猫猫,虽然物质不充裕,但孩子们也玩得不亦乐乎。”金方隆说,工作后得闲时,我们也会领着孩子们去公园里玩一玩,像河滨公园、人民广场(如今叫筑城广场),这些市区里的公园我们就走路去,远一点的花溪就乘坐公交去,当时的公交每人1至2毛,由于收入不多,也只能偶尔去一次。

说起那时大人们的文娱生活,金老师更是感触颇深:“我们一天为了柴米油盐那点儿事工作忙活着,哪有精力和闲钱去娱乐,况且当时的娱乐生活本就枯燥,最多也就是等着看街道办事处来院坝里放的‘露天电影’,因为票价便宜。”

到了90年代,家庭收入增加了,生活水平自然也跟着提升。“1995年,我带着爱人去了北京,这算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长途旅行。”金老师介绍说,在随后的时间里,他还先后去了大连、上海、青岛等地交流游玩。退休后,经济更充裕了,时间也更富足了,他经常与家人们一起出游,从坐汽车、火车到乘飞机,从国内名城到国外胜地,他的旅游足迹越来越广、越来越远。

“如今,40年过去了,我们也越来越明显的享受到改革的红利,娱乐项目多了、游乐设施全了,免去生活的疲累,修身养性、感受快乐的去处也随处可见。写写文章看看书、打打麻将聚聚会,小康生活天天过。”回望40年改革路,安逸幸福是金老师最大的体悟。(吴莎莎)

编辑 李华莹

统筹 彭钥嘉

编审 吴亚鹏

责任编辑:李华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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